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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正文

用中国经验照亮“工业革命之谜”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

  本书作者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

文|文 一

  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四次尝试前赴后继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但1894年的中日战争,使第一次工业化尝试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但40年后的1949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1949年,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开始了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30年过去了,在1978年,中国本质上仍然困在同样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人均消费与收入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没有显著差别。
  1978年邓小平的新经济改革——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轰隆!这次却“意外”成功了,并震惊了世界(包括中国自己)。这次由13亿人一起引爆的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强大政府是工业化核心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Robinson把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因于其严重的落后及与前沿工业国巨大的技术差异(即所谓后发优势)。但所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挥洒在“为什么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墨水,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落后国家尽管落后却无法实现增长;为什么中国却在1978年之后神奇地获得了(释放出)这种“后发优势”?
  Gerschenkron认为由于工业的规模与技术复杂性持续增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帮助与强大的制度工具,以调动产业融资来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研究,而且它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中。

政府是最大的CEO
  民间有个这样的笑话:“中国政府官员是地球上最高效、多产和勤奋的地方CEO。”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和村镇官员,一方面按照邓小平式服务型领导风格行事,另一方面也按照“见利忘义”的商人风格行事:他们有决断、有权力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如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和设计发展政策。他们有动力一年工作差不多365天,去吸引外部投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干脆把上面的拨款或世界银行贷款直接装进个人腰包、什么都不做的腐败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回顾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国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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