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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从短缺经济学到供应派革命

作者:文|刘 勇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重大事件也许还不如几本书,压在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小卡片,意义更大。


  自1978年以来,奉行哪种经济学说,始终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中心。过去四十年改革长程中,鼓吹自由贸易与市场竞争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在改革的春天里,它自由而浪漫,简单而有吸引力,蓬勃而又催人向往……
  现在回想起来,1984年前后,一本取名为《自由选择》的绿皮书在读书界忽然流行起来,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家伙,更让人以经济学的方式,思考为何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自由选择》,讲的全是美国的事情,然而阅读之人,却是比照着彼时中国的社会现实。
  什么叫平等?弗氏提供了资本主义的观察角度。他说人类社会中有两种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一种是“机会平等”,弗氏批判了20世纪曾经深入人心的经济主张——“结果平等”。按照这一主张,不问年龄,性别,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由此一来,问题产生了,怎样决定谁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
  弗氏认为,这个主张貌视平等的主张,实际上创造着新的不平等。历史证明,越是试图扩大结果平等,越会容易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推动结果平等的道德热情,大部分来自一种普遍的有关公平信念。而它的最后结论却是:“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如此观点,在反思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象一块磁石,吸引了众多思考者,并成为改革开放启动之年的理论资源。我相信,在八十年代默默准备,在九十年代身居要津,如今达及鼎盛的国内智囊们,没有谁未曾读过《自由选择》。
  事实上,这本曾为知识分子书案必备的《自由选择》,只是一部由作者亲自撰写和担任解说的电视片解说词。多年之后,我有幸看到这部电视片,看到这位只有5英尺高的经济学家,站在印度一个贫穷村庄里,用生动活脱如迪斯尼动画般的解释,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大加发扬。
  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学者一样,弗里德曼把现存的制度分为两类。一是统制制度,一是自由市场制度。在统制制度下,社会上的嫉妒和不满针对统治者;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则是针对市场。今天回头来看,莫不如此。
  《自由选择》并非一本批判之书,但彼时我们,却从中看到如此多的针贬时弊,譬如对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弗氏用了非常形象的词汇:“从摇篮到坟墓”。一下子点中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办社会,搞“大而全”或是“小而全”的通病。
  弗里德曼拿彼时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在(柏林)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去到(柏林)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


  是的,历史总是在时间上巧遇。《自由选择》传入中国之时,正是另一名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著《短缺经济学》红遍中国之际。此时,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系列经济困难,增长停滞与物质短缺,让众多体制内经济学家反思自身国家所走道路,科尔奈正是其中发生思想巨变的代表人物。这位匈牙利人对国有计划经济体制描述,可谓针针见血: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
  《短缺经济学》甫出,立刻让中国学术界着迷。年轻学者更是将科尔奈思想奉为圭臬,大段大段引用他的语句批判和阐释中国经济现象。在混沌的1980年代,科尔奈思想,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很多改革思路指引,以至今日,科尔奈依然深受许多功成名就的中国学者热爱。吴敬琏是他的挚友,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是他的学生,而在周小川办公室,曾发现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


  1984年,中国仍在师从东欧经验还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而踌躇。改革者聚集长江三峡的“巴山号”游轮上开会,从请来的专家即可看出——匈牙利的科尔奈,英国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巴伊特,美国的托宾,没有弗里德曼……
  但是,《自由选择》一出,情形起了变化。鼓吹市场改革一派渐渐占据上风。
  《自由选择》强调市场价格机制形成,阐释价格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一是传递情报;二是提供刺激,促使节省成本;三是决定收入的分配。这个观点成为1980年代国家价格改革方案的理论基础;而弗氏提出“政府是市场仲裁者,而不是当事人”又成为1990年代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至1990年代,弗里德曼更是成为中国各地政府的座上宾(我还清晰记得弗氏与时任四川省长肖秧那场关于“改革如同斩老鼠尾巴,要一次斩断,不要一寸一寸地斩"的对话。)


  从学派上分类,弗里德曼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货币学派,他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宣扬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
  我想说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抗衡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后起之秀,就是供应学派。论历史,当货币主义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之后,供应学派还在襁褓之中;论影响,弗里德曼与哈耶克早已蜚声世界,供应学派才初露头角。但是这样一个缺乏完整体系的后生学派,一出世就受到美国官方垂青。
  供应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机制中,供给并不能自动达到平衡,必须通过政府一系列干预措施(例如减税)刺激供给。此时,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供应学派迅速成“里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人说,不是货币学派,而是供应学派,给了凯恩斯主义最后的一击。
  “供应学派”亦可称“供给学派”,有时也想,今天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与此一学派有无渊源呢?
  想起雅诺什.科尔奈晚年自传——《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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